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薛九蘭常會問：我是誰？
17年前，她在貴州省六盤水市六枝特區中寨鄉的村子裡，叫做劉九蘭，每天給一戶姓劉的人傢放牛、洗衣、做飯……“沒讀過一天書，也沒有上戶口”。也就是在那一年，薛坤把她帶到湖南益陽武潭鎮羅傢坪村。
薛國光以為兒子會帶一個豐滿的女人回傢，“介紹人帶他去貴州找媳婦，當時花瞭八千塊錢的聘禮。”沒想到，薛坤（2007年過世）帶回瞭一個13歲的“又黑又瘦”的小姑娘。
薛國光對來到傢裡的九蘭很不滿意，隻得把她當成女兒帶瞭幾年，沒想到後來真的成瞭女兒，並改姓叫做“薛九蘭”。
九蘭和“父親”薛國光。本文圖片作者均為魯米
6月27日，雨過天晴，老屋的地面依舊有積水，因為屋頂漏雨，房間墻壁和天花板用油佈遮住瞭，但它蓋不住地面的潮濕氣息。坐在傢中的九蘭，早已不是17年前的模樣，歲月把她打磨成一位豐滿的婦女：一米六的身高，約有一百三十斤。
九蘭記得，親生母親很早就跑瞭，親生父親姓謝（音），在她很小的時候，把她送給一戶姓劉的人傢。“現在他不認識我，我也不認識他。”她突然抬高嗓音：“他們都不要我瞭，我沒有爸爸媽媽，我就是一個孤兒！”
從“謝九蘭”到“劉九蘭”，再到“薛九蘭”，她既是旁觀者清，又是當局者迷，“不知道自己算什麼（身份）”，一直沒有戶口和身份證。
直到今年6月19日，她辦上瞭戶口，正式成為薛國光“非親屬”女兒薛九蘭。
8000元“聘禮”
2000年的某一天，29歲的薛坤懷揣著8000塊錢，跟著劉建國到貴州六枝特區中寨鄉找媳婦。
羅傢坪村當時有好幾個貴州媳婦，開始是外出打工的年輕人帶回瞭貴州籍妻子，接著更多人陸續被介紹到村裡做媳婦。當年的村支書薛益賢說，像劉建國，他的嶽父母就是六枝特區中寨鄉人。
從劉建國嶽父母傢，走一個小時的山路，就到瞭劉安良的傢——九蘭那時13歲，被父母送到劉安良傢，改姓叫做劉九蘭。“每天放牛、洗衣、做飯……就是不讀書。”
6月27日，說起13歲時的自己，九蘭稱“好多事情都記不起來瞭”，包括第一次和薛坤見面的場景。
但劉建國記得清楚， “他（薛坤）一見九蘭，就看中意瞭。”
這個29歲的男人，尋找瞭多年之後，終於找到自己的女人——一個比自己小16歲的姑娘。他們在劉傢待瞭好幾天，並沒有去見九蘭的父母。
“她（九蘭）父親把她送給瞭劉安良當妹妹。”7月4日，劉建國對澎湃新聞記者說，所以他們沒有再去見九蘭的生父。
薛坤給瞭劉安良8000塊錢，算是娶九蘭的“聘禮金”，在劉傢待瞭幾天過後，帶九蘭回瞭湖南益陽武潭鎮。
“劉安良也一起過來瞭，在傢裡住瞭一個多星期，（薛坤）還買瞭很大很大的魚讓他帶回去。”九蘭說，那是她第一次出這麼遠的門，轉瞭好幾趟車，買瞭有四五次票，從遵義搭火車到益陽，火車轟隆轟隆地響，花瞭大約兩三天的時間。
剛回羅傢坪村的那幾天，很多村裡人跑到薛傢看，“聽說她隻有十一二歲，大傢都覺得好奇，沒見過這麼小的媳婦。”村民薛紅明（化名）說。
那時候的九蘭太小瞭，不到一米四的身高，看起來比她實際年齡還小。薛國光開始對九蘭很不滿意，但傢裡終於迎來瞭一位女性。
1987年，薛國光老婆因車禍過世後，傢裡就隻剩下三個男人——薛國光、大兒子薛坤和小兒子薛明（化名）。九蘭的到來，給傢裡添瞭不少歡樂，雖然她自己覺得並不開心，甚至認為那是她過得最艱難的一年——很想回傢，聽不懂說話，很不適應。
九蘭和“父親”薛國光在傢。
薛國光在整理衣服。
因為聽不懂本地話，九蘭沒少被性急的薛國光罵，但薛坤對她一直都很好，“他還叫我去學校讀書”，九蘭說，當時她不願意去，“覺得年紀大瞭，也怕被別人笑話”。
“她是買過來做媳婦的，他們也擔心，九蘭讀書識字跑瞭怎麼辦？”一位姓丁的村民說。
過來沒多久，九蘭跟村裡小朋友熟絡起來，她經常跟著他們，夏天一起去水溝裡遊泳，冬天圍在火爐邊烤火。小朋友們都去學校讀書時，九蘭每天在傢裡轉悠，並不時幫薛國光幹活——做飯、洗衣、喂豬……除瞭地裡的農活，她幾乎什麼都會幹，村裡有制作筷子的作坊，她有時也去裡面幹活，一個月賺上幾百上千塊錢。
薛坤一從郴州煤礦回來，她就跟著薛坤一起出去玩。
“她性格很開朗，從小到現在，一直都是這樣的。”看著九蘭長大的薛敏芝（化名）說，薛坤喜歡打牌，有時打到凌晨都不回傢，九蘭也不敢一個人回傢，就躺在薛坤的懷裡睡著瞭。
九蘭在傢炒菜。
一傢人的晚餐。
16歲的母親
14歲的時候，九蘭第一次來月經，她後來才知道，那是女孩成長為女人的標志。
她開始慢慢能聽懂本地話，依舊每天做飯、洗衣、喂豬……兩年多過後，她和薛坤成為事實夫妻。“我老公對我很好，他那時想帶我回（貴州）去，後來他死瞭，什麼都沒有瞭，到死都沒有見過我父母……”九蘭說，那時兩人在一起，還辦理瞭“結婚證”，其實並不是真的結婚證。
“那是假的，包括後來的出生證，也都是我們幫他倆辦的。”當時的村支書薛益賢說，“沒有辦法，她（九蘭）沒有戶口”。
來薛傢的第三年，九蘭16歲，生下兒子薛磊（化名），“我老公年紀大瞭，想我把他生下來。”九蘭說，小孩滿月的時候，他們在傢裡擺瞭三桌，請村裡人喝滿月酒和結婚喜酒。
九蘭和第一任丈夫薛坤的合影。
村裡人都替他們高興，最高興的還是台中中古餐飲設備收購薛國光，終於做瞭爺爺。
2005年，九蘭帶兒子去郴州薛坤所在的煤礦，“看到他們一個個黑不溜秋的，全身上下隻有兩個眼珠子有光。”讓她覺得震驚，至今記憶深刻。
在那裡，她依舊每天洗衣做飯，還有帶兒子，待瞭一年多後，因為夫妻倆吵架，九蘭把兒子送回瞭老傢，一個人去郴州市一傢飯店打工，那時候兒子薛磊才3歲。
兩年後的2007年，郴州煤礦出事故，薛坤在礦井底下被埋。事發一個月後，九蘭回到村裡，薛坤早已經下葬，她說那時她不懂事，跟薛坤吵架，“但也沒人告訴我他出瞭事”。
煤礦賠瞭十幾萬元給傢屬，九蘭沒有拿到賠償，“我又沒有戶口，也沒有辦結婚證。”九蘭覺得很無奈，唯一讓她欣慰和感激的是，薛國光一直幫她帶著兒子薛磊。
羅傢坪村的人，大部分人都知道九蘭，知道她是從貴州買來的小媳婦，“他們覺得我可憐，都對我很好。”九蘭說。
九蘭的房間用油佈遮瞭起來。
掛在墻壁上的鞋子。
在薛國光記憶裡，九蘭很多事情不會做，他覺得她很可憐，沒有父母，從小離開傢，過得很不容易，但他性子急瞭就會罵人，“如果有婆婆，傢裡會好很多，九蘭也會好很多。”
七十多歲的薛國光經常想起老伴，他說妻子1985年就在村裡賣雜貨，“傢裡外面都能幹，這個傢都是她當傢做主”。
6月26日，這個喜歡看四大名著的老人，多次說起1987年過世的妻子時，仿佛在說昨天剛發生的事情，直到他算瞭算時間，恍然明白，時間一去不復返，他和妻子已隔著三十年的生死。
薛國光妻子走的時候，大兒子薛坤才16歲，小兒子薛明才10歲。“他是一個不幸的父親，中年喪妻，老年喪子。”鄰居薛慶豐（化名）說，他們傢也是村裡條件最差的。
九蘭站在桌子上，從房間的櫃子上面拿下一張她和薛坤的合影，那是他倆的結婚照，裡面的九蘭看起來很清瘦。“還不到100斤，我現在也沒什麼變化，隻是變胖瞭一點。”她一邊說，一邊擦拭照片上的灰塵，不知是懷念照片裡的人，還是懷念往昔歲月。
離婚“協議書”
2008年，隔壁龍拱攤村有人給九蘭做媒。媒人詹文革說，“我和他弟弟（薛坤的弟弟）關系很好，有一次他說起她，我就想到可以給她介紹個男孩子。”
對方比九蘭大七歲，叫詹時建（化名），一隻手有些殘疾。兩人認識半年後，就在一起瞭。九蘭因為沒找到親生父母，當時作為薛國光的女兒，從薛傢嫁入瞭詹傢，在詹傢辦酒請瞭二十多桌。
“她一直叫我爸爸，叫瞭十多年瞭，我是她的親人，她沒有其他親人。”薛國光說。
7月3日，遠在湖北打工的詹時建說起九蘭，稱她很善良，知道疼惜人，“那時候，我爺爺奶奶病瞭，她還經常去背他們，加上我又是這個條件”。
嫁入龍拱攤村後，九蘭和村裡人的關系也很好，他們都叫她九妹。九妹喜歡到處串門，大傢都很喜歡她。
2009年，九蘭替詹時建生下一個兒子。“開始那幾年，我們感情很好。”九蘭說詹時建愛打牌，後來欠瞭很多錢，兩人開始經常吵架。
“每次吵完架，都是我主動，我是個女人呢！”坐在老房子的堂屋，九蘭倒瞭一杯芝麻綠茶，很快喝完，露出裡面的芝麻，她一邊說一邊吃完剩下的芝麻，“芝麻越嚼越香，剛開始吃不習慣”。
九蘭在制作擂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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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蘭在喝芝麻綠豆茶。
她的第二次婚姻，2015年開始出問題，詹時建說，主要是婆媳之間一直有問題。“她沒有讀過書，有點難以溝通，我那時又愛打牌”。後來兩人甚至沒有瞭來往，“她打電話我也不接。”那時詹時建在湖北打工，而九蘭一個人去瞭浙江打工。
2016年春天，薛坤的弟弟薛明在武潭鎮拆墻的時候，意外被磚頭打死。薛國光傢，從他的老婆，到他的大兒子，再到小兒子相繼離世，隻剩下一個老人，一個不識字的女人和一個小孩。
九蘭從浙江趕回來，因為詹時建拒絕跟她回傢（那時他們的婚姻已名存實亡），她便帶瞭湖北新男友田剛（化名）回來，這讓龍攤村不少人對九蘭看法發生改變，“以前在傢裡的時候很好，後來出去外面打工，在外面跟人學壞瞭。”“後來那個男人我見過，不知道人傢心裡怎麼想。”“她沒有讀過書，沒有戶口，又沒領結婚證。”
當天，九蘭回到益陽時，已經是凌晨瞭，“我們包瞭一輛車上來，到傢時是凌晨三四點瞭。”田剛說，那是他第一次跟九蘭來薛傢，他至今想起來都覺得好尷尬，“走也不是，留也不是，很多人還以為我是出租車司機”。
當天凌晨出殯後，九蘭決定和詹時建離婚，她打電話給詹時建，讓他回來辦“離婚手續”。
2016年4月16日，兩人在羅傢坪村薛傢簽訂瞭“解除婚約協議書”。“他們兩個抱在一起哭”，作為見證人的龍拱攤村村幹部詹永安說，“這個女孩子，雖然沒有讀過書，但是人是很聰明的”。
詹時建說，他們之間已經沒有感情，主要是他母親不想他們離婚。“我嫌棄你，你嫌棄我，兩個人脾氣不好，幹脆離瞭婚算瞭。”九蘭說他們經常吵架，接著又說，離婚她其實挺後悔的。
那張A4的協議書上寫著：夫妻倆共同協商解除婚約，共同兒子詹磊監護權歸詹時建，女方有探視權，兩人好聚好散，今後還是朋友交往，各自的婚姻生活互不幹擾。經雙方所在村村委負責人調解，特立此約，簽字生效。
九蘭拿著她的“離婚協議書”。
九蘭不知道，這紙離婚協議並無效力：在法律層面，她自始至終沒有“結婚”，也談不上“離婚”。律師裴文魁解釋說，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，不辦理結婚證，同居關系的事實婚姻不受法律保護。
事實上，在九蘭顛沛流離的命運裡充滿瞭這樣的矛盾：對她呵護有加的前夫薛坤，也是她的“收買者”；與她友好相處的介紹人正是她的“拐賣人”——裴文魁告訴記者，根據《刑法》第241條規定，薛坤收買九蘭的行為，因九蘭不滿14周歲，構成收買被拐賣兒童罪，法定刑三年以下，追訴時效是五年；介紹人和賣方構成拐賣兒童罪，法定刑5到10年，追訴時效是10年。
不過前述行為目前都已超過刑法規定的追訴時效，另外薛坤已經死亡，根據《刑事訴訟法》規定，應不再追究刑事責任。
新戶口
6月19日，九蘭到武潭鎮派出所拿到瞭自己的戶口，上面寫著：薛九蘭，和薛國光“非親屬”關系。幾天過後，她收到桃江縣公安局寄來的身份證，無名瞭三十年後，她正式成為一名中國公民。
九蘭拿著她的身份證。
2015年12月31日，國務院辦公廳印發《關於解決無戶口人員登記戶口問題的意見》，提出加強戶口登記管理，全面解決無戶口人員登記戶口問題。據人民日報2017年3月報道，自黨的十八大以來，我國累計已有1395.4萬無戶口人員解決瞭落戶問題。
早些年，孫子薛磊出生時，薛國光為孫子和九蘭的戶口，曾多次跑武潭鎮鎮派出所，最後孫子的戶口上瞭，九蘭因沒有原始證明，一直沒有上成。嫁入詹傢的時候，詹傢人想過帶九蘭回貴州找親生父母，後因兩人感情出問題，最後也是不瞭瞭之。
6月19日，由桃江縣公安局撰寫的通稿裡寫道：6月15日，桃江縣公安局民警會同武潭派出所民警來到薛國光老人傢，對薛九蘭的有關情況進行瞭調查核實。在薛國光傢，民警當場抽取薛九蘭的血樣，並將其血樣錄入全國打拐DNA信息庫進行比對。通過比對，暫未找到其父母。6月16日，民警根據無戶口人員落戶工作政策，將薛九蘭落在薛國光老人一傢戶口上。
自2005年跟薛坤出門，九蘭去過浙江、湖北和郴州，因為沒有身份證，她幾乎很少坐火車，“隻坐過一次高鐵”，也是借別人身份證買的票，大部分時候她在汽車站外面買票。“沒有保險，總擔心出什麼事。”她用朋友的身份證辦銀行卡、手機卡，住酒店……
“剛開始在一起的時候，她說她是黑戶，我根本不相信，怎麼可能沒有戶口。”男朋友田剛說，直到有一天，派出所的人到出租房裡查暫住證，“她跟派所出人說，‘我沒有戶口，也沒有身份證”。最後派出所也沒辦法，留瞭姓名和電話號碼走瞭。
“她用別人身份證辦銀行卡，辛辛苦苦存一兩千塊錢進去，人傢拿身份證把錢取走瞭怎麼辦？”田剛說，沒有身份的人生，一般人無法想象。
房屋被泥土掩埋
這些年，九蘭從一個傢庭，輾轉到另一個傢庭，似乎從來沒有找到自己的傢。取得身份的九蘭，希望有一個傢，一棟屬於她自己的房子。“他們自己建好房子後，政府按每個人多少錢來補貼。”薛益賢說，薛九蘭傢是村裡最窮的，屬於貧困戶，符合異地拆遷補貼政策。
但她自己沒有錢建房子，她問記者，政府能不能幫她建好房子。“你看，這個房子都爛的不像樣子。”她帶著記者看被泥土掩埋的墻壁：廁所都被埋瞭，“有一年多瞭，現在傢裡廁所都沒有”。
“這個房子，已經不安全，都是危房瞭。”她指著土堆說。
父母和妹妹
多年以後，站在這棟破敗的老屋前，九蘭再想不起一千公裡外親生父母的模樣。
“如果要中古設備收購去找，肯定能找到。”當年的介紹人劉建國說，“我老婆每年都回貴州娘傢，九蘭要是想去找親生父母，可以跟著我老婆過去，但她從來沒有跟我說過一次。”
對於親生父母，九蘭情緒復雜：一方面她覺得父母不要她，把她送給瞭別人，她不想再去找他們；另一方面，漂泊三十年，找不到根的她，希望尋找到父母和妹妹。
小時候她天天哭，“想媽媽，夢裡見到媽媽……”母親在她很小的時候離開瞭傢，“他們也沒離婚，她就這樣跑瞭，我那時一兩歲吧。”
母親離傢出走後，九蘭被送去外婆傢。“我到處跑，跑回瞭自己傢，我老爸又把我送掉瞭。” 直到薛坤看到她，把她帶到湖南來。
在她的印象中，傢裡有很多人，但她不記得他們名字，地址也記不起來瞭。她隻記得，母親離開瞭這個傢後，父親又娶瞭一個後媽，生瞭幾個小孩，當她從外婆傢跑回傢時，因為傢裡小孩太多，妹妹也被父親送瞭人。
“說實話，我就是孤兒，媽媽都沒見過，是被父母拋棄的女兒。嗷，我們老傢好多，山裡面多死瞭，很多女娃都扔掉瞭。”九蘭說，提起那些事，她就心裡很煩，“覺得很累，很煩躁的……”，她經常想起以前就想哭，“腦筋都哭壞瞭”。
“現在變化太大瞭，我回去也找不到，”她毫無生氣地說，語氣中夾雜一股怨恨，“不想瞭，都不記得瞭”。
14歲的兒子薛磊，已經上初二，不喜歡讀書，一天到晚玩手機，這也讓九蘭很焦灼。“想讓他學點什麼技術，學點什麼呢？”她越說越焦躁，“我這輩子算完瞭，不想讓兒子也像我。”
當黑戶三十年，除瞭沒有身份的失落與茫然，不認識字也讓九蘭覺得好累，“到派出所拿戶口的時候，我自己名字都不會寫。”
上戶口的時候，九蘭又哭得要命，開始的時候因為高興，後來又害怕搞不好，“好擔心，想戶口想身份證啊！”
7月5日，薛九蘭第一次用自己的身份證購買瞭去浙江的車票，“覺得很好啊，”她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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